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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峙(1892年6月30日-1971年1月5日),字经扶,号天岳,江西吉安人。
1892年6月30日,刘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(现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)庙背村的一户农民家庭。父亲是农民,在他不满周岁之时,因稻田放水与邻村的恶霸地主发生争执,被打死于一条小河的桥下。其母胡氏无依无靠,只好携子到吉安城里的一家爆竹店帮工,后被老板看中,结为夫妻。不久,店老板暴病死亡。为了生存,胡氏又改嫁吉安县城的一个卸任统带黄小山。黄小山和刘峙的母亲本来就是战地鸳鸯,当黄的部队移防时,刘母死活不愿意离开江西吉安老家。黄小山只带走了这个继子刘峙(这时改名叫黄谊本),回到自己家乡湖南泸溪,交给结发妻子唐氏抚养。
黄家待他不薄,先后在私塾、观澜书院、浦市高等小学堂就读,还曾跟着继父去日本。但是后母始终是护着自己的亲子,刘峙也难免受点委屈。曾感叹:“因为贫穷,才知道知识也是要花钱买的。”
1905年冬,他随继父赴日。到达东京后,正值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的罢课运动,他只好离日回国,虽然没有完成留学梦,但却大大开阔了眼界。
1907年,他决定投笔从戎,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,当时陆小在泸溪只招两个人。因是外乡人,刘峙备受同学的嘲弄和欺凌。刘峙有一套处世哲学,忍耐为上。他认为,为人浑厚容物,自有好处,古往今来,能成大事者莫不有一种浑容气度。为了自勉,刘峙取其宅号为“浑容轩”。
1911年,陆小毕业,又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期。
1911年,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。他加入了学生军,守卫武昌。后来又离开队伍返回吉安,考入宪兵,到南昌服务。
1912年7月,全国各军事学校恢复上课后,刘峙北上进入北京附近清河镇的陆军第一预备学校。在校期间,他和一部分同学秘密组织了辅仁社,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。
1913年7月,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,发表讨袁通电。刘峙借故请假南下,参加国民党的“二次革命”。不久,江西被北洋军阀占领,他只好重返学校。
1913年,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。与他同期入学的有熊式辉、陈继承等人。在保定军官学校期间,刘峙除了认真学习所开的课程外,还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政治书刊,并将步兵操典背得烂熟。
1915年,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,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。时逢护国运动兴起,刘峙遂弃职南下广州,历任粤军连长、支队长、营长等职。初到广东,刘峙在岑春煊的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任上尉参谋,后到滇军第四师第七旅步兵三十八团任六连连长,参加了南路讨伐龙济光的战斗,旋被调到援赣第四军第一梯团第四支队任队副兼第一营营长。1920年,援赣军与桂系陆荣廷的部队发生矛盾,被迫移驻福建,改称赣军。
1921年初,刘峙被陈炯明调到粤军总司令部当少校副官,并加入国民党,6月,调往粤军第二军任中校副官,不久,又被调到粤军第七旅第十三团任中校团副,参加了反击桂系进攻广东的战斗。
1922年春,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。刘峙被任命为大本营游击第一支队队长。该支队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,进入江西与北洋军作战。刘峙部虽仅有一百余支枪,但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,连战皆捷,一直攻到吉安附近。 同年11月,刘峙返回广东,被安排在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兼卫队队长。讨伐陈炯明的战役结束后,许崇智军中非广东籍的军官多遭排斥,刘峙也被改任为军事参议。
1924年夏,刘峙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介绍,到军校担任战术教官,旋又调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。是年底,黄埔军校成立了教导团,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,刘峙任该团第二营营长。从此,刘峙与团长何应钦及营长顾祝同、钱大钧、蒋鼎文、陈继承等结成一团。 1925年2月,刘峙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,讨伐陈炯明,因在淡水、棉湖激战中战绩显著,接着又在平定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中建立战功,故在是年8月接替何应钦升为第一团上校团长。10月,他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。
1926年2月,教导团扩编为第二师,刘峙被任命为副师长兼参谋长,旋任师长,下辖蒋鼎文、陈继承等团,驻防广州。
1926年3月20日,“中山舰事件”刘峙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。当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后,刘峙紧跟着宣读了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,随即率部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的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。
1926年7月9日,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,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刘峙第二师担任总预备队,跟随蒋介石进入湖南,先后参加武昌、南昌的攻城战斗。因在南昌的激烈战斗中,指挥官王柏龄突然失踪,刘峙便接替了指挥官一职。在蒋介石的总指挥下,刘峙率第一、二师击溃了南浔铁路正面的孙传芳军队,到达吴城。11月24 日,北伐军在江西全境取得胜利,奉蒋介石之命,乘胜进军浙江。
1927年3月16日,刘峙奉命移驻上海,担任交通警备。
1927年1月,刘峙在浙江桐庐县横村埠将卢香亭的主力打垮,便率军进入浙江省城—杭州。2月,在上海附近的松江,遇到毕庶澄率部顽抗,刘峙将其击溃后,乘胜攻下上海附近的昆山、太仓、浏河等要地。此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北伐军的胜利鼓舞下,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,并取得了成功。刘峙率部移防上海、闸北、吴淞一带,担负警备任务,随即又调防镇江、常熟。
1927年4月12 日,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刘峙充当了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,杀害共产党人的帮凶,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“八大金刚”之一。
1927年5月,刘峙被任命为第一路军第十三纵队指挥官,受命由常熟渡江,进攻北洋军周荫人防地,周荫人部不堪一击,刘乃率部乘胜追击,直达灌云、东海,再克涟水、淮阴,最后驻防江都。 同年8 月,孙传芳不甘失败,偷袭龙潭。此时刘峙部队已返回江南,拟到杭州休整。忽听孙传芳偷袭,刘峙即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部迎击,自己马上从杭州起程,亲率第四团赶往镇江,指挥作战。8月28日,刘峙在行军途中,所乘火车与另一火车相撞,死伤二百余人,刘峙也负了伤。他带伤指挥部队转入防御。孙传芳发动全线进攻后,刘峙阵地被突破,形势危急。幸亏增援部队赶到,次日转入反攻,将孙军全部歼灭。此役结束后,刘峙擢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,率部驻防上海。
1928年1月,蒋介石复职,继续北伐,刘峙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,辖有杨胜治第一军、缪培南第四军、顾祝同第九军,5月1日克济南,因日军干涉(济南惨案),绕道德州继续北伐,6月,北伐完整,部队缩编,刘峙任第一师师长。此后,刘峙在蒋桂战争(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)、蒋介石与冯玉祥、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卖命,屡屡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中转危为安,反败为胜,立下赫赫战功。
1929年3月,蒋桂战争爆发。令刘峙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,率本师和顾祝同的第二师和蒋鼎文的第九师和朱绍良的第二军,水陆两路,沿长江西上,首战即将胡宗铎击败,直捣武汉。4月5日,桂系弃城而逃,刘峙等部进占武汉后继续追击。夏、胡、陶见大势已去,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,其余部队全被刘峙等部包围缴械。
1929年12月,唐生智在河南通电反蒋,湖南的何键态度不明,北方的冯玉祥、阎锡山也跃跃欲动。蒋介石慌了手脚,亲笔写信叫刘峙能战就战,否则退回南京。刘峙凭一股勇气,指挥第一军出武胜关攻克确山,在遇到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后,又主动选择有利阵地实施防御,力抗唐军冲击达一周之久,并暗中策动杨虎城出兵抄唐生智的后路,结果把唐生智打垮。
1930年3月,中原大战爆发,率部回师河南,与冯玉祥、阎锡山大军激战与许昌、新郑之间,前后战数十合,从冯玉祥的口袋阵突围而出,杀伤甚众。7月,以第二军团总指挥转移兵力于津浦线,以陈诚的第十一师为先锋,打败傅作义,重新占领济南,使战局出现根本性的转折。
1931年7月,会同东北军于学忠,南北夹击,消灭反叛的石友三7万之众。
1932年6月,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的第四次“围剿”,刘峙指挥中路军7个纵队(包括陈继承的第2纵队、卫立煌的第6纵队)采用并列推进、纵深配备、步步为营、“边进边剿”的战术攻占大别山根据地中心新集、金家寨,迫使红四方面军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徐向前离开根据地。受到蒋介石的嘉奖,并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。
1933年,任赣粤闽湘鄂“剿匪”军北路总司令,战无不胜,高居五虎上将之首,名声一时无二。
1935年4月,刘峙升为二级陆军上将,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。其时四十有三,一时风光,无人出其右。当时人们把蒋介石、何应钦下面的中央军五个二级上将并称为五虎(刘峙、顾祝同、蒋鼎文、陈诚、卫立煌)刘为五虎之首。国民党军界上层均对刘峙的“福星高照”、官运亨通表示羡慕,都誉他为“福将”。
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后,蒋介石委派他整编了张学良、杨虎城所部军队。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后,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。在平汉路战役被日军打的一溃千里,被讥笑为长腿将军。
1939年,任重庆卫戍总司令。
1945年2月,刘峙调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,接替李宗仁,抗日战争结束后,获得青天白日勋章。
1946年元旦,刘峙就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,统率河南、陕西两省第一、五战区部队。
1946年6月18日,蒋介石电令刘峙“统一指挥五、六两绥署之部队围歼李先念部”。
1946年9 月6日,赵锡田的第三师战线突前,被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包围,全军覆没(定陶战役)。败讯传至庐山,蒋介石勃然大怒,剥夺了刘峙的军职,调回南京,委任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。
1948年11月6日—1949年1月10日的徐蚌会战(徐蚌会战是国民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,淮海战役是共产党对这场战役的命名)中蒋介石重新起用刘峙为徐州“剿共”总司令。刘峙当即表示:“要我做官,不能奉命;要我拼命,义不容辞!”在他就职的第九天,河南开封被解放军陈毅、粟裕部攻克。
1949年1月6日,解放军发起总攻,全歼杜聿明兵团,活捉杜聿明,淮海战役歼敌55万余人。
1949年9月17日,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,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,但见“一片荒凉,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”。看到这破败的景色,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,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,潸然泪下。
1950年至1953年底,刘峙居印度尼西亚。
1954年1月,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,定居台中市。
刘峙回到台湾后,定居于台中市,过着极其平淡与平静的生活,每日里读读书,写写日记,闲暇时回忆回忆往事,且忆且述,数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《我的回忆》。因没钱出版,刘峙的这本回忆录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、部下中传阅,后被出版商相中,才得以正式出版。
1965年,与他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,这件事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从此后他益加落落寡欢,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。
1971年1月15日在台湾病逝,终年79岁。
刘峙的原配杨庄丽与其同年生,19岁即归配刘峙,由于杨庄丽无法生育,于是给刘峙买了仅十几岁的广东石城陈氏给他当侧室,此时刘峙已30岁。陈氏生有多个子女,按杨氏要求,他们都喊杨为“妈妈”,而喊陈为“姨娘”。
长子涤寰,1920年生,曾在台湾农复会担任过低级事务员。他由杨氏抚育长大,配婚皖中宿将张克瑶之女。
另有子涤宇、涤安、涤定(在台游泳夭折)、涤寅、涤宣,女涤宙适刘氏,涤宁适赵氏,涤宸适葛氏。大陆解放时,杨庄丽带着陈氏所生的子女逃到台湾。
1941年刘峙又纳黄佩芬,黄氏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,后又进北平师范大学读书,中学教师,刘任职开封时,黄在刘家担任过家庭教师。结婚后,她是刘峙官场应酬的好帮手。流落海外时,陪同身边的就是夫人黄佩芬。
刘峙之侄刘夷为黄埔军校二期生,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,1938年抗战中被俘投敌,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、军事参议院参议。1942年成立汪伪中央警备军后,刘夷被任命为独立警备旅旅长,所部负责南京卫戍任务,装备为汪伪军事之最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旅被国民政府编入第74军,刘夷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,经刘峙说情获释,移居香港,后返回江西定居。
刘峙的外孙刘伟超,娶妻舒瑞可(国民党陆军少将舒适存之女),二人是1970年代来美的台湾留学生,全家定居弗吉尼亚州的里奇蒙(Richmond),育有二子一女,长子毕业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,二子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。
曾外孙女刘洁,是刘峙外孙刘伟超的女儿,从弗吉尼亚州州长中学毕业后,就读于西点军校,在2006年的毕业典礼上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,代表全体毕业生从布什总统手中接下毕业证书。刘洁是2006年以来来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华裔女学生。
1936年12月8日,蒋介石飞抵河南洛阳,做50大寿,刘峙、商震、张学良等纷纷前往拜寿。张学良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。蒋介石非但不听,还对张学良大加训斥。接着,蒋介石飞抵西安,在临潼扎下行营,准备对东北军、西北军督战,实施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“围剿”。
12月12 日凌晨,张学良、杨虎城率兵包围华清池,扣押蒋介石,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
其时,刘峙正在江苏赣榆检阅部队,闻变后星夜返回徐州。军政部长何应钦通知刘峙,迅速回洛阳,集结部队,准备西进。接令后,刘峙迅速急电第七十军军长樊崧甫,抢占潼关,又命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,将驻洛东北军重炮旅缴械,并令所辖各军,严密戒备,整装待发。14日,他又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,散发传单、标语。16日,国民党中常委决定何应钦任“讨逆军总司令”,令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。刘峙在防地立即就职,派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,兵分六路,进逼西安。这完全是紧跟何应钦,与宋美龄、宋子文、孔祥熙、顾祝同等人的意见相反,明显地要置蒋介石于死地。
25 日,西安事变和平解决,蒋介石、宋美龄乘专机飞抵洛阳。刘峙忙带高级军官到机场迎接,并命人挥舞小旗:“欢迎校长胜利归来!”、“蒋主席万岁!”、“打倒张学良、杨虎城!”蒋介石下机后,马上把刘峙喊来,脸色阴沉地命令:“马上把旗子放下,不准喊口号,汉卿马上就到。”刘峙自讨没趣,只好自认倒霉。从此,他江河日下,“福星”的称号不再属于他了。